记得那是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年，2008年底，当时我正在心内科转科担任住院医师。患者是一名19岁的都江堰女孩，由愁眉苦脸、双手满是黑色污泥的父亲陪着来看病，母亲在地震中死去，家也被震塌了。女孩已经重度扩张性心肌病晚期，虽然面色很差，但看得出先前的容貌秀丽。她反复多次发过心衰，这次又是因为感到心累气紧不得不住院。

来的时候，父亲背着大蛇皮口袋，乱七八糟装了很多衣物，女孩只能跟在后面缓慢而艰难地挪步，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大气。看得出他们生活的拮据，每天基本都是以馒头和方便面为食，偶尔隔壁病友送盒牛奶都要感谢半天。因为病情太重，治疗多天，女孩仍然感到心累气紧，不停地咯带血的泡沫痰。某天早上查房时，主治医师把女孩父亲叫出病房，坦白说女孩的病很重，可能需要花费很大一笔钱，而且多半效果也不好。

父亲听完后，沉默一下，喉咙似乎艰难地吞了吞，沙哑着说：“真没钱了，地震后什么都没有了，回去连家都没有了………”随后，病房走廊里充满了寂静，寂静的可怕。主治医师安慰父亲道：“放心，我们知道你们的困难，会尽量用价廉物美的药物来治疗的。”这种安慰苍白无力……完后，仍然是一片寂静。末了，我和主治医师只好尴尬地离开。

回到办公室不久，就听见外面很闹，原来是父女俩坚决要求出院，护士怎么说都拦不住他们。问他们话，父女俩也什么都不说，父亲就背着女孩，拖着蛇皮袋想往外走。我和主治医师赶紧跑过去，主治医师一把拉住父亲：“孩子这么小，不医不行啊，没钱我们可以先治疗，钱的事情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父亲双眼红了，还是一声不吭。女孩怯生生地看看我们，再看看他父亲，也没说话。正在劝说的过程中，或许因为激动，女孩突然昏了过去，全身紫绀。我们紧急把女孩抬回病床，准备抢救，却被女孩父亲拦住。他表情木然，拒绝胸外按压、拒绝气管插管、拒绝静滴、拒绝积极抢救，拒绝一切可能挽救他女儿生命的治疗。十余分钟后，心电监护上的心率从100次/分逐渐变成0次/分，一条直线。女孩眼睛睁着，散大的瞳孔仍然漂亮，苍白的脸，发紫的嘴唇，身体已经不再散发生命的气味。旁边床的几个病友都把头埋进被子里不敢多看一眼。

父亲站在病床前，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被陌生人脱掉衣服，擦洗干净，换上寿衣。6个月前死了老婆，几分钟前死了女儿。可这个男人居然没哭。看着身边矮小似乎在瑟瑟发抖的男人，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试图想去安慰这个已经好像被抽空了一样的父亲。

：你还有孩子吗？

：就这一个。

：房子还在吗？

：地震震垮了，没了。

：那你……以后就是一个人生活了？

：嗯。

：唉，这是每个人的命吧。

父亲终于控制不住，在他女儿的尸体旁，跪在地上，手捂住脸，呜呜地痛哭起来。

他最后还是哭了。

又过了六年，我经历过数百次的生离死别，但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那一次：当一个人失去一切，而他自己却无力挽回的那种绝望感。以及，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我，当目睹一个人失去一切，而我自己却无力挽回的那种绝望感。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真的认真的在想：医生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怎样做好什么。想到最后，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想要在别人失去一切而无力挽回的时刻，自己可以挺身而出挽回一些东西。《圣经》中说道：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所以人只能屈从于现实。

虽然如此，医生这个职业，并不同于一个普通的职业。它不仅仅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更多的，是赋予于一种使命。这种使命也并不是什么“救万民于水火”，而是让我们拥有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可以挽回生命。生命就是一种希望，对于一个快要失去一切的人，一个快要失去一切的家庭来说，生命也许就是他们最想挽回的东西。

做医生很辛苦，每当我自己觉得辛苦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这些人，这些事，而我自己那种小小的存在感和荣誉感总是可以支撑我继续在行医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肾内科邓菲）